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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西南第一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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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山 发表于 2015-3-27 21:20:06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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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至清代,剑川木雕已日臻成熟,一批批剑川木匠哼着《出门调》离开故土,远赴贵州、四川、广西,甚至更远的缅甸、越南、老挝、泰国谋生计,这个木匠迁移潮大约持续了两三百年之久,也在中国西南乃至异域留下了诸多精美绝伦的建筑。
2012年初春,云贵高原的清晨还透着凉意,云南省剑川县桃源村白族小伙段文青与父亲段学军起了个大早,跨上摩托车驶向10多里外的狮河村。段家的新宅快完工了,按照白族习俗,堂屋要用六扇格子门,狮河村是远近闻名的“木雕之乡”,连邻县的乡民都常慕名前来订购格子门。
大约半小时后,狮河村到了。父子俩走进一家店铺,迎面飘来木料的清香,墙角、窗台、花台上倚着一块块雕花板,段学军随手拿起一块,放在手里打量:梅树枝繁叶茂,枝条苍劲古朴,点点梅花点缀在枝头。
格子门,也称格扇,日本唤作格子户,一般由格眼、腰串与障水板三部分构成,是古代庙宇、会馆、宫殿、民居中经常采用的一种木门。格子门如今在都市中已鲜见,而剑川的白族人家,房屋大多为“三坊一照壁”、“四合五天井”、“一正两耳”的布局,所谓“三坊一照壁”,即正房两山都有“漏阁”,两侧建有耳房,迎面打堵别具民族风格的一高两低的照壁。无论哪种布局,堂屋往往选用六扇格子门,一来采光充分,二来美观大方,这个古老的传统一直传承至今。
上午八点,阳光洒满了狮河村村口那片空坝子,锯木机鼓噪的声响把这个村庄从睡梦中唤醒,狮河村的男人、女人,纷纷搬出自家的板凳、行头,拿出全套的雕刀,从街头到巷尾,满目都是埋头做活的木匠。狮河村位于剑川坝子东南端,下辖上河、下河、官登三个自然村,人口约2800人,从事木雕的就有1700人,人说狮河“家家户户做木雕,老老少少齐动手”,大概就是眼前这场景了。
段文青跟父亲在村里打听格子门的行情。六扇手工雕刻的格子门价格在5000元上下,机器雕的3000元,相差的2000元可是段文青在昆明一个月的工钱了。机器雕的格子门,线条生硬,工艺粗糙,而段学军家祖传的“梅兰竹菊”格子门,是祖辈重金延请木匠,足足雕了三个月才完工的,单说“牡丹”那扇门,牡丹含苞待放,喜鹊在枝头喳闹,哪里是木雕,分明就是一幅花鸟画。
父子二人最终还是订购了一套手工格子门。至于原因,段学军这样说:“在剑川,格子门的好坏,往往是一户人家富庶与否的标志。我们宁愿平时省吃俭用,也要把格子门张罗得漂漂亮亮的,那是白族人代代相传的纽带。”
一场战争带来的古老手艺
大清早的上门生意,令木匠罗照华很是高兴,段学军离开后,他转身回屋泡了壶普洱茶,开始了一天的活路。罗照华18岁学徒,现年37岁的他已经在这个行当摸爬滚打20个年头了。今天,他雕的是块格子门格眼,比起“春夏秋冬”、“梅兰竹菊”等图案,格眼其实是格子门最传统的样式,宋人李诚的《营造法式》卷七《小木作制度二·格子门》收录了八种格子门样式,便全部为格眼。
从《营造法式》与剑川格子门的关系,似乎不难看出剑川木雕与中原文化的某种关联。罗照华告诉我,他刚当学徒的时候,师傅讲过一个故事。很久以前,剑川有个木匠叫阿生,和徒弟应召入宫建造“揽月楼”,路上遇到一个白发老者沿街乞讨,阿生把身上的银子全部给了老者,老者接过钱后突然消失了,半空中传来浑如洪钟的声音:“我是木匠祖师鲁班,剑川木匠品性好,我把《木经》传授给你们,并封剑川为‘木雕之乡’。”话音刚落,空中落下一把木尺,上书“不依规矩,不成方圆”八个金字。从此,剑川木匠人才辈出,手艺代代相传。直到今天,村里的本主庙除了大黑天神外,还供奉鲁班,每年农历八月十七日,村里木匠都要到此祭拜,拜谢祖师爷给了剑川人这门谋生的手艺。
中国木匠历来奉鲁班为祖师,剑川木雕自然也摆脱不了这个窠臼。历史上,剑川木雕的起源,或许与一场战争不无关联,饱含着流亡与背井离乡的苦楚。
“安史之乱”后,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步入了它的晚年,已经无力抵抗来自西北的吐蕃与西南南诏王朝的轮番挑衅。大唐咸通二年至十年间(公元861-869年),南诏三次攻袭益州府,掳掠十万工匠而回。这些工匠后来被当作奴隶,发配到南诏各地,当时的南诏王朝大兴土木,建造宫殿、庙宇、楼阁,工匠将余生投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,再未回到故土。唐代的益州,乐山大佛完工后便加盖了数十米高的楼阁;“成都大慈寺有阁殿、塔、厅堂、房廊,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”(语出北宋李之纯《大慈寺画记》),可见当时的西蜀建筑与木雕工艺已颇为成熟。
西蜀工匠给剑川木雕带来了大唐王朝的血液,而木雕手艺在剑川其实有着极为久远的历史。1957年3月,剑川县政府组织民众对剑湖南端的海门口及海尾河“裁弯改直”,工人在清理泥沙时,接二连三在淤泥中挖出一根根粗细不一的木桩,共有224根,下端削尖插入土中,上面还有榫卯连接,显然是一处干栏式建筑遗址。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碳同位素测定,大约距今3000年上下,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。
2008年,海门口再度引起全世界的瞩目,135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中发现了4000余根木构架,整个遗址分布范围约5万平方米。木柱底部均被砍削成钝尖状,柱身大多有人工加工的痕迹,长的2米多,短的几十厘米,一些横木上和桩柱上发现凿有榫口和榫头,以及连接在一起的榫卯构件,可见当时的古人已经熟练掌握了砍、劈、削、凿、穿、插等建筑手法。这也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大的干栏式建筑遗址。
除了历史渊源,剑川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交通位置,或许也是孕育木雕的土壤。剑川多山地,少平坝,洪水、干旱、地震等灾害时有发生,多变的气候不适合水稻、玉米等农作物的生长,这就注定了农耕无法成为剑川百姓的重心,学一两门手艺才能谋生。同时,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年间,剑川便是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要冲,商贾、文人、工匠、官吏、僧侣往来不绝,中原文化、巴蜀文化、藏文化乃至异域的东南亚文化在这里汇合、交融,给剑川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元素与建筑技巧。
如果说商周时期的海门口干栏式建筑尚处于萌芽阶段,来自西蜀大地的工匠,则给它注入了大唐王朝的基因。唐代以后,剑川木雕不见于史料记载,我们已无法勾勒出唐代之后剑川木雕的演变脉络,时至明清它才再次见诸史籍。而流存至今的剑川木雕,也大多为明清年间的作品,今天的剑川古城,尚保存明代院落21个,清代院落146个,邻近古镇散落着为数众多的庙宇、戏台、民居,也成为我们了解剑川木雕的绝佳标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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迈入徐霞客曾经投宿的院落
明崇祯十二年(1639年),徐霞客结束了在丽江的行程,经鹤庆来到剑川,当日天色已晚,徐霞客在山塍塘借宿了一晚,第二天来到县城,投宿在城北杨贡生家中。在《徐霞客游记·滇行游记七》中,他写道:“税放行李于北街杨贡生家,乃买鱼于市。见街北有祠,入谒之。”
2012年3月的一个清晨,剑川古城氤氲在一场小雨中,我轻轻叩响北门街27号的大门,杨大爷从火炉旁起身,把我领进门。老伴张金李在内屋听见来了客人,“嘎吱”一声,推开斑驳的格子窗,探出头跟我打招呼。北门街27号住着杨贡生的后人,院落南北两侧的建筑已荡然无存,盖上了砖瓦新房,只有里面还保存了几间明代建筑。筒瓦上枯黄的杂草,磨得光滑的门槛,黑黢黢的格子门以及那些面目模糊的雕龙梁头,无不诉说着庭院的历史。
徐霞客用大量笔触描述着剑川山水,却对投宿的杨家大院只字未提。陪同我的张笑先生是剑川著名学者,研究木雕已有十余年历史,他说,徐霞客关注的是山川之美,而非木雕之美,然而我眼前的杨家大院许多木构件都可称剑川木雕的杰作,比如屋檐下的龙形梁头,纵然已逾数百年,龙头厚重粗犷,龙眼怒目圆瞪,龙须飘逸逼真,古朴而凝重。
此外,赵姓将军第、张姓宅院、陈氏宅院、何可及故居等院落也出自明人之手。西门街60号便是何可及故居,修建于明天启元年至天启三年间(1620-1623年)。何可及官至陕西道御史、太仆寺卿,或许正是因为这段在外为官的经历,他的院落为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格局,而不是剑川常见的“三坊一照壁”或“四合五天井”。中堂的梅花形格子门纵然距今已数百年,却完好如初,雕花如同点点梅花一般点缀在格子门上,堪称明代精品。
从何可及故居穿过几条小巷,便是古城赫赫有名的“鲁将军府”。明清两代,鲁家先后出过震威将军、建威将军。民国时期,这里还走出了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官,58军军长鲁元。“鲁将军府”修建于清嘉庆年间,一进两院,南院为“四合五天井”,北院为“三坊一照壁”。张笑说,明代梁坊一般无雕刻,时至清代,“鲁将军府”梁坊下方出现了“白鹤飞松”、“竹报平安”、“暗八仙”等装饰性雕刻,其风格走向了精细与婉约。
1958年“大跃进”,“鲁将军府”被用作公社食堂,鲁家人不得不搬离祖宅。临走时,鲁元将军的弟媳张德和舍不得格子门,求着街坊四邻偷偷把六扇格子门卸下来,运到城外土坯房中。低矮的土坯房放不下格子门,张德和铺在地上当床板,就这样把六扇格子门保存了下来。几年前,有学者到剑川古城考察木雕,他惊奇地发现,“鲁将军府”的格子门是整个剑川乃至中国发现的唯一一组“百福百寿门”。木匠在格眼中间又创造性地安上一枚枚印章大小的木雕,上刻百余个不同字体的“福”或“寿”字。现代书法作品中,常常有“百福图”、“百寿图”,没想到数百年前的剑川工匠居然在木头上雕出了一幅幅“百福图”、“百寿图”,令人惊叹他们的精巧构思。
走出将军府已是黄昏,雨停了,青黛色筒瓦的缝隙间芳草萋萋,滴水上张牙舞爪的兽面在阳光下清晰可见,雕花门楼如同一只只张翅欲飞的雄鹰,排列在狭窄的街道两侧,直至没入巷道深处。陈旧的木门半掩,女人们在院落里淘米、洗菜,准备一家人的晚饭,古老的剑川古城又平静地走过了一天。在中国,或许再没有一个像剑川古城这样的地方,能保存如此多的明清院落,它们堪称中国古建筑的博物馆,也是一部栩栩如生的剑川木雕史。
剑川木匠到处有
“江水悠悠向东流,泪水滚滚注心头;三弦弹起出门调,喝不尽忧愁。隔山隔水隔家乡,隔父隔母隔妻儿;背井离乡做木匠,一生当马牛……”
这是在剑川广为流传的一首《出门调》,字里行间浸透着木匠外出谋生的种种艰辛,背井离乡,起早贪黑,忍受着与亲人别离的痛楚。大约在清代,剑川木雕已经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,一批批剑川木匠外出谋生计,足迹几乎遍布整个中国西南。
2009年夏天,昆明市金碧广场,灯光下的金马碧鸡坊雕梁画栋,斗拱飞檐,金碧辉煌。市民消暑纳凉,孩童嬉戏打闹,外地游客在牌楼下留影,这里已然成为昆明市的标志性建筑。很少有人知道,金马碧鸡坊其实是剑川木匠的杰作。牌楼最早修建于大明宣德年间,屡遭兵燹,又多次重建,光绪十年(1884年)云贵总督岑毓英主持重建金马碧鸡坊。此前,剑川木匠接连修建了剑川文庙、大理府衙、昆明三市街忠爱坊,在云南名噪一时,复原金马碧鸡坊的重担便当仁不让地落在了剑川工匠肩上。
剑川大山神(剑川人对大木匠的称呼)杨文樾领着徒弟来到昆明,实地勘察,四处寻找上了年纪的老昆明人,咨询昔日金马碧鸡坊的样式。几个月后,崭新的金马碧鸡坊最终完工,牌楼为典型的“四柱三开间”,各高14米,宽18米。值得一提的是斗拱,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安放在柱子与梁之间的过渡性木构件,斗是斗形的木垫块,拱是弓形的短木,拱架在斗上,向外挑出,拱端之上再安斗,形成上大下小的托架,环环相扣。金马碧鸡坊的斗拱共有五层,称为“四踩五跳”,如蟒蛇缠绕,无论从艺术或技术的角度来看,都足以象征和代表古典建筑的精神和气质。
清人张泓在剑川任过几年知州,他在《滇南新语》一书中写到:“盖剑土硗瘠,食众生寡,民俱世业木工。滇之七十余州县及邻滇之黔、川等省,善规矩斧凿者,随地皆剑民。”张泓还记载了剑川木匠的往来周期,“近则仲夏孟冬载获两归,远则以收获为期必一返,获毕仍往”。
木雕技艺,代代相传,传承千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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